•燕弁冠服
燕弁冠服是明世宗和内阁辅臣张璁参考古人所服“玄端”而特别创制的一款服饰，用作皇帝的燕居服。
嘉靖七年，明世宗对冕服等冠服制度做了修改后，又认为皇帝的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遂令张璁稽考古代帝王燕居时所穿法服的形制。张璁根据《礼书》“玄端深衣”的记载，制成图注进呈明世宗，“上览之称善，遂命工如法制燕弁服，稍加文采，衬用深衣、色用黄。令尚衣监收贮，著为式。”《大明会典》（以下简称《会典》）记载的燕弁冠服制度是参照明世宗的上谕，系最初构想，之后又在张璁的建议下做了一些细节的调整，并刻成《燕弁冠服图说》（以下简称《图说》）颁布天下。因此，《会典》所录文字部分与实际方案不同，但插图则按《图说》绘制，文、图不完全相符，这是研究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燕弁冠
形制与皮弁相同，外冒乌纱，弁身前后各分十二缝，每缝压以金线（不缀玉珠）。冠前装饰五彩玉云各一，冠后列四山。五玉云象征五行，四山取其“镇静”之义，即“前象五行，欲法其象以修五事；后镇四山，欲体其义以绥四方”（《燕弁冠服图说》，下同）。明世宗原定冠称“玄冠”，又有“朱绦为组缨、双玉簪”，但张璁认为：“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今更名曰燕弁宜矣……然皮弁用朱组缨，此而燕居，宜去缨，从便可也。”所以燕弁冠无组缨。而《图说》与《会典》插图均只见一枚玉簪，不用双玉簪。
玄端服
玄取“玄邃（至德渊微）”之义；端取“端方（齐庄中正）”之义。衣身为玄色，领、袖、衣襟等处用青色缘边，前胸绘蟠龙圆补，后背绣双龙方补，龙纹前一后二，象征“三才”，又“前圆抱阳以象乾，后方负阴以象坤”。缘边施以五彩龙纹八十一：领缘与两袪（袖缘）用龙纹四十五，衽（衣襟侧边）与前后齐（下摆缘边）用龙纹三十六。缘边龙纹用八十一以应“黄钟之数”。世宗原拟在两肩添加日月二章纹，张璁认为冕服玄衣上用日月，是为了象征“向明而治”，燕居服上不用日月，则能体现“向晦宴息”的含义，因此玄端服两肩无日月纹。
深衣
即穿在玄端服之下的衬衣，衣身黄色。衣袖（袂）为圆弧形，袖口（袪）方直。腰部以下（也被称作“裳”）用十二幅拼缝，底边平直（下齐），“衣”（腰部以上）之中缝、背縫与“裳”之中縫、背縫上下垂直相接（负绳），衣长至踝。张璁在《图说》中对深衣的象征意义做了详细说明：“玄端者，命服也；深衣者，法服也……色用黄，尚中色也（五行以土为中，用黄色为代表）；十有二幅，以应期（一年的十二个月）也；袂圆，以应规也；袪方，以应矩也；负绳及踝，以应直也；下齐如权衡，以应平也。” 刘向在《说苑》中写到“衣必荷规而承矩、负绳而准下”，就是指的深衣各部位所具有的含义。但燕弁冠服所用的深衣与传统深衣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衣身颜色、不施缘边等。
素带
素带朝外一面（表）为青色，朝内一面（里）为朱红色，带身及下垂部分都用绿色缘边，另在腰围装饰长方形龙纹玉带銙（玉龙）九片，四片在前，五片在后。《图说》：“（玉龙九片）亦应阳奇也，古无玉，今加之，盖别等威也。”
玄履、白袜
履为玄色，施朱缘，履首缀有黄结。袜用白色。张璁在《图说》中亦有说明：“夫履者，履也，履礼所以遵道而行也。舄用玄者，敦纯素也；缨以红者，从赤舄也；结以黄者，象坤色也；袜用白者，尚白贲也。”
明世宗给礼部的诏书中说：“夫常人之情，多修治于显明之处，而怠略于幽独之时，古圣王慎之，于是制为玄端，以为燕居之服……比年以来，衣服诡异，虽达官显士，未免沦俗与市井同，走卒后厮乃敢滥服与儒流并……朕惟玄端之服，在古虽为上下通用之服，而今人又非古人之比，故虽在燕居之中，宜有等威之辨。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燕弁’，庶几乎深宫独处之时，而以燕安为戒也……其燕弁服朕已制成，慎用之矣。”明代皇帝在日常政务活动中穿常服，起居则有各式便服，燕弁冠服的制作本是为了体现“敬微慎独”之意，与寻常便服不同，故又强调“慎用”。目前除了《会典》、《图说》等冠服制度的描述以外，尚未看到皇帝使用燕弁冠服的记载。
•武弁服
明初，皇帝行亲征遣将礼及祃祭时服武弁。《明实录》中记载：“洪武元年……历考旧章，定为亲征遣将诸礼仪奏上，诏并从之……皇帝亲征告祭天地庙社仪：前期，择日祭告天地、宗庙、大社，皇帝服武弁……”但武弁服的详细制度并没有留下记载。
嘉靖六年，明世宗翻阅《会典》后，询问辅臣武弁服形制，杨一清在回奏中只说：“武弁之制，则韎韦也，结五彩玉为饰。”到嘉靖八年，世宗又对张璁说：“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备，今当重校《会典》之时，宜制而增入。”于是张璁具图呈上，在与世宗进行了反复讨论后，确定了最终方案。
武弁：赤色，上部尖锐，弁身作十二缝，缀五彩玉珠，落落如星状；韎（mèi）衣、韎裳、韎韐（gé）：都用赤色，形制与其他礼服相同；佩、绶、革带：与其他礼服所用相同，佩、绶及韎韐，都悬挂于革带；舄：与裳色相同；玉圭：与冕服所用镇圭形制相同，但尺寸略小，玉圭上刻篆文“讨罪安民”四字。武弁服不用大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