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形容服装是历史的镜子，此话非常恰当。不同时代的不同穿戴，都反映着那个时代鲜活的生活。一种服装名称的后面，固然有一定含义，而更深层的意义恐怕并不是穿着本身，而是服饰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我们不妨一起去了解这渐进、传承的中国传统服饰。
衣裳之初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从《易·系辞下》中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天人合一、阴阳交济的思想：乾为天，为阳，为玄；坤为地，为阴，为黄。象征乾坤的衣裳经人服用后天下即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史记》中也有记载：华夏衣裳为黄帝所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早在五千年前，华夏先民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来又发明了饲蚕和丝防，使人们告别了树叶蔓草为衣的初级装束，开始进入日臻完备的衣冠时代。
周代定制
夏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礼记·春官》中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记载了不同仪式应该穿不同服饰，并根据仪典的性质、季节等决定纹饰、色彩、质料的选用。深衣和上衣下裳是这个时期主要的两种服饰形制，他们对后世的服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历代裁制方式有别，但其形制延续数千年，可谓意义深远。
秦汉因袭
这个时期，衣冠服饰经历了秦代不守旧制、不守周礼，到东汉重新定服制、尊重礼教的很重要的转变过程。“六王毕，四海一”，始皇帝嬴政把战国时期的各种制度加以统一，“兼收六国车旗服御”，创立了大一统的秦朝衣冠制度。陕西出土的兵马俑充分展示了秦时气势恢宏的袍服与戎装。
经济繁荣、政权稳固的大汉王朝，其华丽的衣饰充分显示了儒家思想及冠服制度在政治上的统治作用。而汉承秦制，把袍服亦作为国家礼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诸多实物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衣襟缠绕的深衣、飞腾婉转的如意祥云、织造精美的丝绸面料……展示了辉煌的大汉服饰文化风采。
魏晋融合
魏晋时期是南北民族大融合时期，使胡汉服饰交汇融合。与此同时，来自西域佛教及本土玄学的产生，亦启发着人的觉醒，人们开始抛却对外在浮华的追逐，转向追求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生活方式不拘礼教。体现在服饰上，文人儒士追求“精神、格调、风貌”，有意仿古，宽衣博带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风格。在竹林七贤的画像砖中，我们能看到当时著名的七君子——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梳着随意的角髻，袒胸露乳，一副蔑视礼法、豪放不羁、玄远高逸的形象。
大唐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同时也把传统服饰推向了鼎盛阶段。唐初的服装主要继承隋代风格，瘦衣窄袖、色彩沉稳。到了中唐以后，色彩开始趋向鲜艳大胆，一些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如翠绿、玫瑰红、宝蓝、石榴红等开始运用于衣饰中，与此同时，外来纹饰盛行，如忍冬纹、串花纹、宝相花等。唐朝对待异族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大唐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造就了雍容大度、百美竞呈的大唐服饰，从无数出土的唐俑、壁画中，我们看到了性感的唐代女子衣衫，看到了变化甚多的发式、妆容，难怪诗人白居易写到：“时世妆，时世妆，出自京城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宋明传承
与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观念不同，宋代开国即轻视北方的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在服饰制度上，也恢复了汉族旧有传统，三令五申禁止百姓穿着胡人服饰。受当时程朱理学的影响，服装一反唐朝浓艳鲜丽之色，追求质朴、淡雅的风格，服饰样式也趋于拘谨、保守，形成了独特的宋代“理性之美”。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能看到宋时市镇的繁荣。画中五百多人，衣着不同，充分展示了北宋时期市井 的服饰：有梳髻的、带幞头的、裹巾子的、顶席帽的、穿襕袍的、披褙子的、着短衫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明代废弃了元代的服饰制度，上采周汉，下取唐宋，恢复了汉族礼仪，并对服饰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确立了明代服饰基本风貌。“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对官员百姓服饰的态度从“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到“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这种服式的制定，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可谓“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洪武二十六年，服饰制度作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以后数百年内冠服制度未曾有变，并且明代服装形制在此后的戏曲剧装、民间婚俗中得以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