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闻:“衣冠原为御寒蔽体之用，苟以为妥，旦且穿之。”余以为此言越时装之潮流，溯衣饰之本源，谏今世之糜风，循质朴之哲信，颇有其理也。
然余复纵观历史，横览世界之时，却觉衣冠之兴替，实非一人一时之事也。一袭衣冠，小可现个人之品貌；大可知黎庶之民情；远可明历史之演化；近可察时势之潮流；分可追宗族之变迁；合可阅文化之交融；别四季以晓天时；适温湿而通地利；数丰俭而识廪仓；度风尚而鉴哲理；古之涉政而立法制；今之育教而竖礼仪；添锦绣而结审美，创新材而适科技……实难一言以蔽之。
且我华夏，盖五千年悠久历史，广九百万域海疆山，度十六朝更替演变，举五十六兄弟共戴，远有文明古国之荣辉，近有豚尾猢服之屈辱，现更有国内权利者，草宣传而误我民识，而外邦异谋者，假伪服而辱我国体。故华夏衣冠之策，更非扼要之句可尽述。
华夏衣冠，以传统汉服为中砥。汉服，上溯炎黄，下禀宋明，一脉传承，丰富多彩而演化有序，正可鉴华夏之风尚。中华，文明古国也。而衣冠之文明多有史证者，盖重衣冠乃上古之风也。自上古文明伊始，华夏衣冠便与其礼法制度息息相关。古有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可见”同衣裳”乃古以为”本俗安万民”之法也(见《周礼·地官·大司徒》)。而<左传·昭公九年》有：“服以旌礼。”之句；《管子·君臣下》有：“旌之以衣服”之说。旧注为：“所以顺礼也”。此正是服饰“礼节”之内容要质。而我国可考之衣冠史证，列于经史子集者，更不计其数。
但余亦知，上古之礼，与今有别，皆因生产之发展，社会之演变，阶级之不存，而衣冠已可使人各求所需，各依所好，实乃民之幸甚也。而余所引上述之说为证者，决非欲复阶级之礼而逆今日之势，只欲明言，我国衣冠之事，自古已有史可查，有证可考，有法可依，有礼可循，上至君主，下至庶民，不论贤愚贵贱，莫不问衣冠之道，而余谓其乃文明之脉，盖不虚言也。
且文明之说，法度之外，衣冠所在，更有民情存焉。
诗经·国风·邶风有<绿衣>之句: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
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再有<诗经·颂·闵予小子之什>之<丝衣>，<诗经·国风·郑风>之<缁衣>之句，更有包胥泣秦庭而哀公做<无衣>，屈子歌”奇服”而日后投汨罗。由此可见，衣冠之敬，先秦已自有之。而后世之人，于汉服之情浓更盛。余所见历代诗词，仅题中便现”衣”字者，约一百三十首；而如孟郊之”游子吟”者，虽无”衣”字为其题，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之句早已深入人心。更有今人咏衣冠之器重而舒个人家国之情感者，不可胜数也。余每诵其辞，而仰古人之心并思今人之志，更深信衣冠之敬重，可见人心国志也。
汉室衣冠以宽袍大袖为主，较之诸夷宽松舒适，大摆拂风，有天然妙合，晃若仙成之感，国内历代画师皆以汉服为神仙装束，虽满清不易；而西方诸神圣母之服饰亦有此风尚。这不仅因为中原文明较之诸夷先进，而人民生活优逸所致，更乃华夏民族自古崇尚自然，故“天人合一”之哲思亦现于服饰之间，而”仙风道形”之理想更呈于画卷之上。盖汉服之哲，合乎华夏之道，故民美之，而世袭之。 衣冠之变革，可鉴历史之兴替。黄帝制衣裳而万民免存亡之难[3]；周公明制式而成后世之常礼；管仲服右衽而孔子贤；晋襄战崤山而缞绖墨；武灵适胡服而赵地强；先唐禁衣羽而生态定……历朝历代，凡制有所变，则衣制亦有所改。但明代之前，华夏衣冠制式未尝变质。元蒙袭旧衣而别汉种，一统不过百载(1279-1367)。满清易汉服而溶华夏，历三百年不废。辛亥革命后，竟仍有张氏留豚尾而复帝制，不顾大势，逆天道，忤民愿，甘效鞑虏，更有类张勋留尾者不只一人，断尾之时竟也有哭天抢地之汉人。
独不思扬州十日，八十万汉血成河；嘉定三屠，千万家积骨如山；留发不留头，清初壮士之节义人皆慨叹；束豚尾跪外虏，明末汉奸之奴颜劣耻人所共愤。盖衣冠之不辨，故种族之不知分，则历史之不考，而家仇国耻尽忘矣。余并不否认清民甘心受辱于满清三百年更有他由，然当稳奴隶之人，不思复国兴族，不辨衣冠之由是为其重中之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