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染织工艺（公元581—618—907年）
隋唐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鼎盛时期，也是染织工艺高度发达的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
全国统一以后，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南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隋政府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农民的负担比以前有所减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经过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有新的发展。在统一的政权下，中原同边境的经济联系的也加强了。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去台湾，又派人去西域。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全场3580多里，以洛阳为中心，东北到河北涿（zhuo）郡，东南到浙江余杭，它是我国古代闻名的工程。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618年，隋朝的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289年，一般又把它分成四个阶段即自开国到睿宗先天（618—712年）为初唐，自玄宗开元到代宗永泰（713—765年）为盛唐，自代宗大历到宪宗元和（766—820年）为中唐，自穆宗长庆到唐朝灭亡（821—907年）是为晚唐。唐朝的疆域广阔，东到大海，北约巴尔喀什湖，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南及南海诸岛。
隋唐时期，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给染织工艺提供了原料等物质基础，促进了染织工艺的提高。丝织品的产量更有了空前的扩大，缫丝技术有很大改进，由原来简单的缫丝框，发展成比较完善的手摇缫丝车。唐诗有’每和烟雨掉（摇）缫车”句，就是反映当时农村妇女常常利用阴雨天缫丝的情景。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在《感讽》诗中写道：“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虬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不因使君怒，焉得诣尔庐？越妇拜县官：桑芽今尚小，会待春日宴（暮春），丝车方掷掉。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饱食）去，薄吏复登堂。”
①隋代的染织工艺
隋代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但是在完成统一事业以后，曾出现了经济文化发展的局面，为后来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而它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历史阶段。
隋代的染织，虽然民间也有着较普遍的发展，但主要生产仍操纵在统治者手里。当时曾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染织生产，如隋炀帝时有少府监，下属有司染署和司织署；以后，两署又合并为染织署。
丝织工艺的生产，在北方仍以河北定州为中心，相州（今安阳一带）的绫文细布也是有名的；在南方，具有悠久历史的成都蜀锦，生产仍很发达。据《隋书·地理志》所记，蜀郡是“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mou）于上国”。江西的豫章郡（即今南昌），染织也很发达，所谓“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隋代的丝织遗物，在新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曾有出土：联珠小花锦，大红地黄色联珠圈中饰八瓣小花图案，这应是唐代最为盛行的联珠纹锦图案的滥觞。棋局锦，是红白两色相间的方格纹。彩条锦，是用菜绿和淡黄两色织成的彩条纹。这些锦的图案明快大方，别具一种艺术风格。同地还出土绮多种，有联珠纹套环团花绮，联珠纹套环菱纹绮，另有一种回纹绮，色彩复杂，有紫、绿、大红、茄紫等四种颜色，织成回纹图案。
日本法隆寺曾保存了一些隋代的丝织品。其中著名的有四天王狩猎文锦，图案以树为中心，配饰四个骑马的胡人作射狮状。这种图案具有波斯工艺的风格，反映了我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影响。此外还有白地狩猎文锦，红地双龙文锦，红地华文锦，鸾文锦等。蜀江锦是四川成都所产的一种丝织品，它的特点是在几何形的图案组织中饰以联珠文，这幅锦以绯色作主调，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此外还有广东锦，日本称为太子间道，或称间道锦。在红地上织出不规则的波状纹，看来似用染经的方法织造，这是当时我国南方的特产。
隋代印染的制作，已创造出一种用木板雕出花纹，然后将布夹着入染的方法，即唐代所称的夹缬。隋大业年间（605—617年），隋炀帝命工匠加工五色夹缬花罗裙百件，“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说明多套色镂空版印花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在日本，夹缬被称为折文布。法隆寺存有隋代花鸟折文絁（shi），阿斯塔那也曾出土高昌延昌二十六年（即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夹缬，绢质，天蓝色地，上面遍布白色小团花（由中间一个小点，周围七个小点组成）。同时还出土隋代绞缬数件，一位栗色，一位大红、茄紫、墨绿色。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隋代印染史料。
在隋代，我国西南一带还出产斑布和孔雀布。据《隋书》记载：“诸蛮多以斑布为饰，……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国求奇货，得吉贝衣十袭。”又记：“适雅唐楚州贡孔雀布，谓华文如孔雀，即南斑布之类。”可见隋代的染织品种还是较为丰富。
此外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当时还有青油幢、绿油幢、赤油幢等各种彩色防雨避尘的车帘，用来装饰帝王后妃所乘坐的车辆。说明当时在干性油中添加各种颜料，使涂层具有美丽色彩的技术已经产生。
②唐代的染织工艺
唐代开国后，为了恢复生产，保证国家财政来源，除采用并改进均田制外，又实行了“租庸调”的赋税和徭役制度。“租”是丁男每年向政府交纳粟二石或稻三斛；“庸”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两天；如不服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调”是每年交纳绢或其他丝织品二丈，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则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租庸调制度的实行，对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了推动作用。
《册府元龟》曾记载天宝八年隋政府所收入的染织品的具体数字：绢七百四十余万匹，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布一千六百零五万端。从全国十个道的贡品看，丝麻织工艺生产几乎遍及全国。又据《通典》、《食货典》赋税条所记，天宝年间，“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诸色资课及勾剥所获，不在其中。”白居易《秦中吟·重赋》曾描写“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死充征赋，上以奉君亲。”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染织工艺的普遍发展和征赋之重。
唐代的染织工艺生产机构在中央的少府监下，设有染织署，这是专门管理染织生产的部门。根据《唐六典》记载，唐贞观年间（627—649年）设立染织署，管理二十五个染织作坊，即织衽作十个，组绶作五个，紬线作四个，练染作六个。各染织作坊分工很细，如“织衽之作有十（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絁，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绸，十曰褐）；组受之作有五（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紬线之作有四（一曰紬，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这种记述，是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同书记载，根据染织产品的优劣，又分为许多等级。如“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细，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并且具体地记载了宋、亳（bo）等州的紵，宣、润等州的火麻，皆为一等；郑、汴等州的绢，常州的紵，皆为二等；滑、卫、贝、博等州的绢，扬、沔（mian）等州的紵，皆为三等；齐、许、恒、定等州的绢，苏、杭等州的紵，皆为四等，等等。反映了唐代染织生产的兴盛和丰富。
③丝织工艺
唐代丝织生产有官营和私营两种作坊。唐初武则天时代，朝廷有绫锦作坊巧儿（织工）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匠八十三人，掖庭绫匠一百五十人，内作巧儿四十二人。这些都是官营作坊。
除宫廷作坊之外，唐代的丝织工艺生产，遍布于全国各地。《唐六典》及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诸道所贡丝绸，有河北道的定、镇、魏、相各州，河南道的蔡、兖、滑、豫各州，淮南道的扬州，江南道的越、润、苏、湖、杭各州，剑南道的成都、绵、蜀、汉各州等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丝织产地。其中著名的有：剑南、河北的绫罗，江南的纱，彭、越二州的缎，宋、亳（bo）二州的绢，常州的紬，润州的绫，益州的锦。定州有细绫、瑞绫、两窠（ke）绫、独窠（ke）绫、二色绫、熟丝绫；蔡州有四窠绫、云花绫、龟甲绫、双矩绫、鸂（xi）鶒（chi）绫；扬州有番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越州有宝花绫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生縠（hu）、花纱、吴绢等；平整十分繁多。
总的来说，在唐代前期，丝织品以河北定州为中心。诗人李白形容当时河北清漳一带的丝纺情况是：“繰（zao）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遭到巨大破坏，“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北方每遭一次战乱，就有大量人口南迁。因此长江流域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蓬勃发展起来。江东的丝织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据《国史补》记载：“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聚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新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吴越本来是以产麻葛织物驰名，鲍溶《采葛行》：“葛丝茸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