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汉服之：襦袄|汉服网

襦是上衣下裳中的上衣。相传，古时炎帝神农氏的形象就是身着红色的襦。襦的基本形制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样式，但长短宽窄时有变化，《急就篇》颜师古注曰：“长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膝以上。”长襦衣摆长至大腿的上部到膝间，短襦衣摆长在腰至大腿上部之间。襦是单的，无夹里，如有夹里或加絮就称为袄。所以也有人认为：单襦近乎衫，复襦则近袄。

观察秦俑形象可知，秦时长襦和短襦的样式基本相似，都是右衽交领、曲裾，区别在于高级军吏俑的长襦为双重，中级以下一般武士的长襦则为单襦。除此之外，秦俑襦衣的衣领略有变化，除右衽交领之外，在1号兵马俑坑出土的武士俑中可看到几款特殊的衣领形式，即交领的一边向外翻卷，呈各种形状，有长三角形、小三角形、窄长条形，还有在内外衣领之间饰以围领的。

既然襦本身就有长有短，为什么又说襦是“短衣”呢？这是与“深衣”相对而言的。《礼记》有《深衣》篇，《经典释文》引郑玄注曰：“深衣者，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纯：镶衣边。）《深衣》说：“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深衣长至踝部，襦与之相比，的确是短衣。郑玄注又说：“有表则谓之中衣，以素纯则曰长衣也。”这是说“深衣”一物而两名，就其外面还加罩衫而言，又叫中（内）衣。可见深衣是贴身穿的。（表：在外面再加一件衣服，素：没有颜色的帛。）

但是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一般只称襦，不分长短，如辛延年作《羽林郎》中有“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的描述；《世说新语·夙惠》中也有“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的记载；而苏轼《喜雨亭记》诗中也写道：“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

春秋战国时期，襦为一般人（包括奴仆）平时所服，深衣（中衣、长衣）则是贵族上朝和祭祀时所穿，庶人以深衣为礼服。因襦短小，适合于劳作，所以汉时襦通常是劳动人民的常服，穿襦时通常下自着袴。汉代寻常男子的襦、单衣、裤为普通常服裙。穿襦裙的人在劳动时将裙撩起来塞在腰间，以便于劳动。穿襦裤的人，在劳动时也把裤脚撩起来。劳动者一般用麻做襦。老年人着长襦（与袍相似）。到后汉时，民间普遍流行穿长襦。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分裂、动荡，民族关系复杂，加之襦家礼制名教受到冲击，魏晋衣裳冠履变化很大，在《抱朴子·讥惑篇》中记载曰：“日月无常，无称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这时传统的穿衣之礼受到否定。服饰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汉族的定式被突破了，另一个是胡服被大量吸收融合进汉人的服饰之中。由于受胡服的影响，男方与北方有些差别，北方的士庶男子服装是“短衣缚裤，腰束革带，外加套头，头戴风帽，足着短靴”。在男方则仍沿袭秦汉。

秦汉时服色以青、紫为贵，平民布衣只能穿白色的衣服，而魏晋时期一反常态，服色尚白。由于经学的至尊地位受到冲击，儒家的冠服制也动摇了，不仅服装的式样、颜色都突破了汉代的规矩，而且穿法、打扮也常常标新立异，或科头跷足（露头光脚），或袒胸露乳，或袍裙襦裤，或奇装异服，都突破了旧时的礼仪。

隋及唐初，襦教短小，窄袖，掖在裙腰内，多在内部穿着。中唐以后衫襦逐渐变得宽大，以至于唐文宗时不得不下诏，限制襦袖不得超过一尺五。由于受胡服影响，唐代还出现了翻领的襦袄。此时襦裙多由妇女穿着。衫襦在唐代总体上由紧窄向宽肥发展。一般有白、青、绯、绿、黄、红等几种颜色。

时至宋代，北宋统治者一再强调衣着“务从简朴”、“不得奢侈”，衣服不仅要俭朴、简单，而且具体式样上也要做到“颈紧、腰紧、脚紧”。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理学纲常理教的作用下，质朴、简洁、淡雅成为这一时期的审美原则。此时的襦变窄变长，袖子为小袖，并且多为直领，被称为旋袄。襦、袄、袍三者日趋相似，袄近于襦，于是襦袄的界限不再明显，被统称为袄了。而长襦也因袍的接近而逐渐与袍合流，被统称为袍。

随着穿着者的增多，袄的含义日益明确。袄多用作秋冬之服，常以厚实的织物为之，内有衬里，俗称夹袄。若在袄中絮上棉絮就称棉袄，在袄中絮以皮毛就称皮袄，而襦的名称也渐渐被遗忘了。

元代出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袄，既继承了中原地区袄的风格，又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被称为辫线袄。蒙古族男子辫线袄的样式为圆领、窄袖、下摆宽大、折有密裥，另在腰部缝以辫线制成的宽阔围腰，有的还钉有纽扣，俗称“腰线袄子”。辫线袄产生于金代，大规模使用在元代。最初可能是身份低卑的侍从和仪卫的服饰，后来穿辫线袄的已不限于仪卫，尤其是在元朝后期，一般“番邦”、“侍从”官吏多穿此服。这种服饰一直沿袭到明代，不仅没有随着大规模的服制变易而被淘汰，反而成了上层官吏的装束，甚至连黄帝、大臣都穿着。

明代的袄是普通百姓的服饰，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