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东厂是大明王朝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之一，他们身穿飞鱼服，腰挎秀春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近日湖南常德市穿紫河北岸一处工地发掘多座明代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明代荣王府承奉司承奉正周胜，据出土墓志铭的记载，这位高级宦官曾获赐飞鱼服，这个关键词也成了新闻的亮点。
大概是受《新龙门客栈》等武侠电影影响，很多人都认为飞鱼服就是厂公、锦衣卫们的公服，形制即为曳撒。
久而久之，东厂、锦衣卫、飞鱼服、曳撒这几个关键词便被绑定在一起，构造出一套“官服体系”，以讹传讹多年。
皇家的特典
飞鱼服属赐服，是一种特典，近日常德发现的高级宦官周胜墓的墓志铭上也强调了飞鱼服是获赐。
飞鱼服并非明代唯一的赐服，在明朝赐服制度中，纹样最高级别的为蟒，其次是飞鱼，再次为斗牛、麒麟，故而有了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之称，
但这些服饰并无特定形制，它们可能是出现在端庄的圆领袍或直身袍上的补子，也可以是刺绣在英武潇洒的曳撒、贴里袍上的纹样，形制不拘，样式各异。
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内收藏有不少明代赐服，其中就有圆领袍款的蟒服、斗牛服，当然，最广为流传的还是那套香色飞鱼服。
孔府内的香色飞鱼服形制为“贴里”，这是极容易与“曳撒”混淆的一种款式，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两者之区别。
首先，曳撒是一种袭承元代服饰而来，有浓厚蒙古风格的服饰，又称“一色”“一撒”，发音也源自蒙语。
其次，曳撒作为明代比较常见的男装款式之一，关于它究竟属于汉服还是蒙古服，一直存有争议。
洪武元年（1368）二月，尽管朱元璋曾颁布“诏复衣冠如唐制”之令，禁止胡服，但在《宣宗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我们都能见到曳撒在皇家大行其道，说明至少在明代皇家眼中，曳撒并非纯粹的胡服。
贴里的来源和曳撒基本一样，都有浓浓的蒙古风格，两者在形制上很容易混淆，皆为上下分作两截，
但“曳撒只是前襟分裁而后身不断，贴里则前后襟均分裁，腰部以下做褶，大褶之上有细密小褶，无马面，衣身两侧不开衩，亦无摆。
贴里上也缀补子或饰云肩、通袖襕、膝襕纹样”。最直接的判别方法是看下摆，曳撒的下摆正中有马面，而贴里则全为褶子，无马面，孔府收藏的香色飞鱼服下摆并无马面，形制为贴里。
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出警图》等古画中不难看出，曳撒、贴里不仅常被明代士人穿着，也是宫廷太监、侍卫群体中被广泛使用的便服。
《明实录》中有不少皇帝将飞鱼服赏赐给镇边将帅的记载，由于曳撒、贴里这种形制颇有戎装风采，绣上蟒、飞鱼、麒麟等纹样显得既美观又英气十足，这可能是电影中给武艺高强的厂公、锦衣卫穿上曳撒、贴里的原因。
随着近年来孔府旧藏的飞鱼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曳撒、贴里与飞鱼已经成了最佳拍档，许多人也因而形成了固有思维，只要看见衣服上有刺绣的曳撒或贴里，一律统称“飞鱼服”，也不管那衣服上绣的纹样究竟是些什么。
纹样向龙看齐
一件衣服能不能称之为“飞鱼服”，不必看它是什么形制，关键取决于衣服上的图案。
所谓飞鱼，是古印度神话中摩羯演变而来，《山海经·海外西经》也有记载：“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作鲤）。”
因能飞，故得名飞鱼。不过在明代飞鱼服上却几乎看不到摩羯的模样。
如果不将蟒服、飞鱼服、斗牛服放在一起仔细比较，还真的很难辨别出谁是谁，因为这些瑞兽一旦“明化”之后，全都奔着龙的形象去了。
先说蟒服，作为明代最高级别的赐服，除了赏赐给有功的文武大臣之外，属国的国王、部落首领也在获赐之列。
获赐的官员通常会穿着它绘制画像，例如八岁袭封六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弘绪，他在画像中就身着蟒袍，从直观上看，那袍子上的哪是什么蟒，分明就是一条龙。
没错，蟒服上的蟒与皇帝龙袍上的龙极其相似，区别在于天子龙袍上的龙有五爪，而蟒为四爪。但即使是如此微小的差别，居然还有人要搞事。
据《天水冰山录》记载，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倒台后，从他家里竟抄出五爪龙纹的衣料，看来这厮不仅是巨奸，还是个反贼。
到了明后期，蟒服滥赐，像张居正、徐阶这些大臣更是获得了稀有的坐蟒服，这种蟒的纹样与皇帝的龙袍更相似，都是正面全身，以前坐蟒只赐予最贵蒙恩者，明中后期皇帝滥用特典，坐蟒也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既然蟒可以长出两角，飞升成龙，那么头部本身就长得像龙的飞鱼自然也要跟着学，也在头上生了两只角，原本飞鱼特征的双翼也“退化”不见了，若不是尾部保留着鱼尾特征，还真难以分别出它是鱼是蟒还是龙。
蟒服一般赐予一品官员，飞鱼则赐予二品，但由于两者太过相像，就连皇帝也会看错。
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世宗皇帝春祭山陵时，将前来朝见的兵部尚书张瓒身上所穿的飞鱼服认成蟒服，十分不悦，问大学士夏言：“一个二品尚书，怎么可以擅自穿蟒（尚书二品,何以服蟒）。”夏言解释道：“张瓒所穿的是御赐的飞鱼服，只是和蟒相似罢了（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听了解释的世宗仍不满意，说：“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既然已被皇帝怒斥，礼部遂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
同时规定锦衣卫指挥，侍卫者可以穿麒麟服。不过也特别指出了两种人不许僭用赐服，一种是还领着指挥使级别的俸禄，但已不是侍卫的。另一种是虽为侍卫，但级别不够的，如锦衣卫千户、百户。
斗牛服和麒麟服是仅次于飞鱼的赐服，斗牛服通常赐予三品官员，而四、五品则赐麒麟服。斗牛的纹样也是蟒形、鱼尾，唯头上的下弯的双角有些牛角样子。几种赐服中，即使是较好辨认的麒麟服，也多少有些龙的影子。
当然，如飞鱼服、麒麟服等除了作为给文武百官的赐服，却也的确算是锦衣卫的标志之一。
锦衣卫除有军政搜集情报、巡查缉捕等职能外，也要“掌直驾侍卫”，同时还得充当仪仗队，由于这些特殊性质，他们穿衣的权限也相对较大。
例如锦衣卫中有身着铠甲，手持金瓜的“大汉将军”，这些“大汉将军”并非真正的将军，而是身着铠甲的仪仗队。
明代皇帝举行视牲、朝日、夕月、祭历代帝王等活动时，锦衣卫堂上官（指挥使）可穿大红蟒衣、飞鱼服，头戴乌纱帽，腰挎绣春刀，“千百户穿青绿锦绣服随侍”。
要知道即使是锦衣卫指挥使也不过正三品，却能穿蟒服、飞鱼服，嘉靖皇帝下令规范制服，也唯独对锦衣卫网开一面，允许侍卫者穿麒麟服。
从这个角度看，后世将飞鱼服误认为是锦衣卫的官服倒也非空穴来风。
皇帝带头违制
飞鱼服、麒麟服在今天依然是传统服饰爱好者较为热衷复刻的种类之一，不过当他们将穿上飞鱼、麒麟的照片发布在网络上时，难免引来一些调侃，说这些都是皇帝的赐服，没有品级的人乱穿就不怕砍头？这样说实在是犯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条主义错误。
莫说明朝已亡了三百多年，哪怕是穿越回大明（中晚期），僭越穿穿蟒服、飞鱼服也不会有问题的，这种事古人早干过了，是有传统的。
明代官服、赐服虽有制度明文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混乱。明代史籍不止一次出现官服乱用补子、革带制度混乱的记载，明代的武官无论品级高低，往往都要在衣服上搞个狮子补（一品），低品级的补子他们基本不用，难怪王世贞在《觚不觚录》感叹“而今则通用狮子，略不之禁，此不可晓也”。官服尚且如此，赐服就更不必说了。
赐服被滥用，蟒服首当其冲，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在明朝前期就已出现。不过应该承认的是，明代早期的皇帝对于衣制的管控比后期要严格得多。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曾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朱祁镇的孙子朱佑樘也在此问题上做过努力。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上奏请禁蟒服，奏折中，边镛对服饰上的蟒纹提出质疑：“蟒蛇本该没有角也没有爪子，现在的内官获赐的蟒服全是龙的形状，实在不成体统。”他建议将受赐官员的蟒服尽数收缴，也不许再织造，违者严惩。孝宗皇帝也认为有理，遂颁布命令禁止私造赐服。然而孝宗皇帝的这些努力，在他驾崩之后很快就会被他的宝贝儿子朱厚照消费掉。
前文讲过，赐服只有图案而无固定形制，但毕竟是皇家特典，遇到有偏好的皇帝，还是得随他开心就好。
以爱玩会玩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对战争游戏情有独钟，他不仅自封大将军玩亲征，像曳撒这类带些戎装色彩的服饰也为他所偏好。
据《明实录》载，正德十三年（1518），武宗驾车返京时，下令给礼部，让前来迎候的文武百官全都穿上曳撒，头戴大帽，腰系鸾带，同时还赐给群臣大红紵丝罗纱各一。
这些受赐的大臣连夜将布匹制作成曳撒，准备第二天全部穿上到德胜门迎驾。明武宗此举完全是随着自己的喜好而为，并不合礼制，当时礼科都给事中朱鸣阳就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曳撒、大帽都是用于行役的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