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钱是古人最常用的货币，不过中国本土的铜矿并不丰富，即使像北宋政府那样积极开矿、铸钱，有时还会发生“钱荒”，即铜钱不够用。到了明朝，官府对铸币毫无热情，二百多年所铸造的铜钱总额，不及北宁熙宁年间一年的铸币量，铜钱就更加不够用了。为满足日常交易之需，许多地方只好使用一些“代用币”。
宋朝与明朝都出现过各种“代用币”，比如南宋初，在徽州一带，“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这些小城市严重缺乏铜钱，人们交易都用“会子”支付。会子，即徽州民间社会发行的小额纸币。
又如南宋末，由于“铜镪日寖稀少，而无以为之贴凑也”，日常交易缺乏铜钱找零；而官方发行的东南会子面额较大（官会子的面额为三贯、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也不方便琐碎交易，因而，“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这些州县私自发行了纸质的“纸帖子”、竹木制成的“竹木牌”，作为“代用币”，面值为100文、50文，以便市井间小额交易。
此外，南宋时，杭州市民还使用一种钱牌，也是“代用币”。《梦粱录》载，“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镴牌，以便行用”。镴牌即钱牌。
钱牌是什么样子的呢？收藏有宋朝钱牌的元朝人孔齐介绍说，“宋季铜钱牌，或长三寸有奇，阔一寸，大小各不同，皆铸‘临安府’三字，面铸钱贯文，曰壹伯文之类，额有小窍，贯以致远，最便于民。近有人收以为钥匙牌者，亦罕得矣”。清代收藏家金忠淳又纠正了孔齐说法的谬误之处：“就今所见，‘临安府行用’五字疑属面文，其曰准几百文省，当作背文。试观淳祐当百钱，即知孔氏所云，背面倒置矣。”
今天杭州一带也有南宋钱牌出土。综合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照片，我们可以知道南宋钱牌的形制：多为铜制，少数为铅制，长方形，长约三寸，宽约一寸，厚三四毫米，正面铸刻“临安府行用”五字，背面铸刻面值，分别为“准贰伯文省”、“准叄伯文省”、“准伍伯文省”。省，指“省陌”，“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准贰伯文省”的意思，是说这枚钱牌可以当200文钱使用（实为154文）。
明朝由于货币供应严重不足，没有铜钱行用的地区更广，“代用币”的花样也更多。明朝中期的一名官员说，“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你看，贝壳、茴香、布、米谷、皮毛，都成了“代用币”。
可能你要问：为什么不用白银？白银要等到明后期才大量从海外流入，明前期银子是非常稀缺的。而且，白银只适用于大宗交易，日常琐碎买卖用白银是非常麻烦的，请想象一下：你到菜市场买2毛钱的葱，然后掏一张百元大钞让卖菜的大妈找零，大妈肯定是揍你的心都有了。
说到这里，我们先总结一下，宋朝出现的“代用币”有小会子、纸帖子、竹木牌、钱牌；明朝出现的“代用币”有贝壳、茴香、布、米谷、皮毛。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虽然它们都可以充当货币使用，但宋朝“代用币”与明朝“代用币”的性质，却是全然不同的。
简单地说，宋朝的“代用币”都是信用性质的，属于“信用货币”的范围，比如一块竹木牌，没什么实用性，但盖上印信，便可以当作100文钱使用。而明朝的“代用币”则是典型的实物货币，以其实用价值与天然的稀缺性来保证货币的价值，茴香、布、米谷、皮毛都有实用性，海贝虽然不实用，但在云南是稀缺品。
通过这一简单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宋朝的商业信用远比明朝的发达，明朝的民间交易带有非常落后、原始的“以物易物”性质。
更为奇葩的是，云南没有海，不产海贝，但云南有铜矿，当地官府却不想采矿铸币，而是花了高价从其他地方购买海贝，供云南人行用。弘治年间，朝廷开铸弘治通宝，要求云南等“旧未行钱地方”也铸造铜钱，却有官员出来反对，说这些地方“自来钱法不通，骤欲变之，难矣”，朝廷何必生事？
直到张居正秉政，施行积极铸钱的政策，才有巡按云南的御史提出一个问题：“民用告匮，况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远购海肥（海贝），孰利孰害？” 相信任何正常人都会想不通：一个产铜的地方，官府却不铸钱，民间交易只好使用贝壳，而贝壳却需要从其他地方购进。古人的脑回路，也算是千奇百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