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
为官清正的朱纨，一上任就收到了各种暗示。有人许他富贵，有人许他升官，朱纨不为所动，来了个釜底抽薪，“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把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压得死死的。
当时整个王朝都知道，所谓的“倭乱”，绝大多数是亦商亦盗、以海外贸易为生的浙闽两省人，只有极少数的日本浪人参与其中，而且这些日本人往往受雇于中国大海商。
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
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
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浙闽籍的朝廷言官纷纷弹劾朱纨，一方面说被俘的许栋、李光头等人都是良民，不是贼党，更不是倭寇，要求从轻发落；另一方面说朱纨污蔑浙闽士人，惑乱视听，请求皇帝撸掉他的军事权力。
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
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临死前，他颇为无奈：“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一个帝国，生死系于白银。
01
1542年，从日本驶向中国漳州的三艘商船，在中途被俘获，船上满载白银3000公斤。当时，在海上从事中日贸易的这样的商船，大约有10-20艘，进口到中国的白银不少于20000公斤。
而这都属于非法的走私贸易。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1544年，一艘中国商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漂到朝鲜。朝鲜方面问船主，为何事而来。船主回答说：“以贸银事往日本，为风所漂而至此。”
这说明，中国商人以获取白银为目的的中日海上走私贸易，已经开始了。
根据历史学者的估算，在1540-1644年的100年间，平均每年有75吨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总计有7500吨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仅仅是白银进入中国的一个来源。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特大型银矿。此后，大量低成本的美洲白银，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以及战争赔款等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注入西班牙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但是，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最终，大部分都被装运到了中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
其中一条路线是：西班牙著名的“无敌舰队”装载白银，自墨西哥、巴拿马和秘鲁等地出发，经葡萄牙里斯本港和西班牙本土南部港口，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果阿港。沿途有买有卖，有装有卸。在果阿港又增载来自地中海和中近东市场流入印度的大量白银，再经马六甲运至澳门。然后由葡萄牙人用这些白银购买日本、印度、中东、近东、中欧和西欧各地市场所需的大宗中国货物。
仅仅葡萄牙商船，每年自果阿港运至澳门的白银，就有6000-30000公斤。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此后，美洲白银直接航越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经过贸易转至中国，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路线，成为明朝晚期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一项数据研究显示，在1590年-1644年的50年间，通过美洲—菲律宾—中国这条路线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4620吨。
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没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太强了，天下无敌。当时，整个世界都受益于中国输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棉布、药材等等。而站在中国，放眼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售予中国的货物，却非常有限，这就逼迫他们只能用白银货币来跟中国做生意。史载，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难怪后来的清朝皇帝会习惯性地声称“我们啥都不缺”，这是中国在1800年之前的三四百年一直维持大幅度贸易顺差的思维惯性使然吧。
说个有意思的小例子。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到达中国，英国人很兴奋，以为从此可以狠狠赚中国人的钱了。结果，他们连一件英国货都卖不出去，只是抛出了8万枚西班牙银元，满载中国货而归。
明朝对洋货没兴趣，但为何对洋元（白银）这么有兴趣呢？
02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
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
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朱元璋只想着学宋元两代印钱，想印多少就能印多少，多爽，但他从未想过元朝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以为只是被自己的雄才大略打垮了而已。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
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洪武二十三年（1390），大明宝钞仅仅发行了15年，钞值已经贬到官方定价的1/4。到宣德十年（1435），大明宝钞发行60年之时，宝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到了1000贯抵1两（官方定价是1贯抵1两）。也就是说，明朝的法定货币在60年间，贬值千倍，形同废纸。户部经过调查后表示，民间交易，只用金银，宝钞没人用。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直到大明宝钞发行大约100年的时候，即正统至成化年间，宝钞在民间流通中彻底绝迹。这个时间点，跟元朝的寿命（97年）差不多，但明朝没有因此灭亡，只是多亏了朝廷的变通。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
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王朝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节点：当明朝需要大量白银的时候，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刚好被发现了，大航海时代也刚好来临了。
嘉靖时期虽然厉行海禁，其实对走私贸易禁而不止，仍有大量沿海人民以中国制造换取世界白银。而且，浙、闽两省人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利甚巨，从大海商、大海盗、地方豪强富户，到朝中士大夫、官员，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正是在嘉靖时期，海上走私贸易的问题，以“倭乱”之名被当成政治问题提了出来。
从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受命巡抚浙闽开始，明朝对之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私贸易进行收紧。无论是朱纨处死大海商许栋、李光头，告发浙闽士大夫勾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