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中，展现了北宋和西夏的三次大战，几次战争的结果以及朝堂争论，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
北宋仁宗时期，关于西夏问题，朝中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仁宗一度主战，却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求和。北宋对夏的政策为何多变？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困境？
1、西夏崛起与北宋的放任态度
北宋仁宗朝，西北的党项族突然不安分起来，给北宋带来严重危机。党项族本是西羌的一支，北朝时期就在今甘青地区活动。唐太宗时，党项族归顺唐朝。唐末平定黄巢之乱时，党项族立了大功，因此唐赐其李姓，其封地扩大到今甘肃、宁夏大部。五代时期，党项接受历代中原王朝册封。宋朝建立时，也无力兼并西夏，于是同样对其笼络。
西夏问题不能看做传统中原王朝与北部游牧民族的争斗，实际是唐末藩镇割据的残留，该政权世代相袭。在唐末五代百年间，党项安心在西部发展，势力已经十分雄厚。北宋建立之初，也多次对党项动兵，但始终没有太大进展。真宗时，党项首领李继迁在进攻宋西凉府时，中箭身亡。其子李德明即位，李德明转变策略，向宋臣服，集中精力同西部的吐蕃作战，而北宋也无心再战。北宋放弃灵州，换来与西夏的和平。北宋的消极政策，终于使西夏在解决后顾之忧吐蕃后，将矛头对准北宋。
仁宗继位后，仍维持真宗与李德明的协议，双方互不侵犯。但在李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即位，元昊素来对北宋有不臣之心。元昊即位后，以各种借口屡次袭入北宋境内，试探北宋的虚实。同时，他还以去五台山拜佛为名，刺探情报。北宋的边防官员早有察觉。庆州通判曾上疏“元昊虽称臣奉贡，然包藏祸心，特未发尔。今主将率任军伍，无长策，而器械钝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资粮无备，一旦有警，何以应敌？”实际上就是提醒朝堂警惕。
但北宋朝堂对此毫不警戒，觉得不足为惧。一些大臣一直将防御重心放在北边，而一些大臣则认为北宋内忧大于外患。韩琦曾上奏仁宗：“陛下威德远畅外夷，高视于汉唐之上，元昊小丑，孰能为国家之患哉！”
于是，元昊崛起之时，北宋西北边境可谓放任自流，毫不警戒。
2、西夏危机的应对
1038年，元昊觉得时机成熟，称帝建立大夏国。元昊称帝后，最初想通过外交手段获得宋王朝的承认。但北宋朝野十分震惊，断绝了与西夏的互市贸易。之后，怎么应对西夏成为北宋的当务之急。
最早到西夏前线的是夏竦。夏竦认为北宋多年没有大战，军队战斗力和战斗经验都比不上前朝，出兵讨伐西夏没有绝对的胜算。因此他主张坚壁清野、练兵实边，同时联合西番压制西夏。朝廷内部也有许多人纸上谈兵，主张迅速出兵，“元昊反书闻，朝廷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很多文臣认为李元昊只是跳梁小丑，不堪一击。枢密使陈执中甚至主张派刺客刺杀元昊，认为元昊一死，西夏之患便可除。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夏竦
虽然北宋进行避战，但元昊还是找到了进攻机会，于1040年向北宋延州进攻，但延州求援的信息却被宰辅扣留，没有上达。然后元昊以假投降迷惑延州主帅范雍，之后伺机出动，宋军大败。再之后，元昊又不断制造摩擦，引起很多小战斗。
三川口惨败之后，仁宗命朝臣上攻、守之策。韩琦指出，宋朝目前采取的坚壁清野的守策，有很大弊端。宋军四处防守，兵力无法集中。如果集中兵力必能破敌。范仲淹却认为目前还应该防守，他说现在宋夏边防虽已经有守备，但内地却守备空虚，如果元昊打探清虚实，绕过边境城池直接进攻关内，将面临大危机，当务之急应该加强各地的守备力量。仁宗经过思虑，觉得防御为主的持久战，屯兵运粮造成的经济负担也很重，于是采纳韩琦建议对夏作战。
于是北宋朝堂大变，为振西北军威，罢黜主和派宰相张士逊、枢密使陈执中，重新启用主战派吕夷简为相。以夏竦为山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但实际以韩琦为核心。韩琦招募兵马，力图与西夏进行一场大战。但韩琦及其任用的主将任福过于贪功冒进，在好水川遇伏，宋军大败。战后，宋廷又采用偏保守的战略。韩琦也转变策略，采用偏防守的稳重战略。之后，西夏在韩琦、范仲淹一线进展困难，于是转向泾原方向，于定川寨又取得一次大胜。
北宋虽然三次大战均败，但也取得不少胜利。北宋政策不断调整积极备战，如任用狄青等一批优秀的将领，训练出一只善战的军队。所谓“将之能者渐出，而兵之精者可用”，西北边防也得到了有力加强，在防守中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
西夏始终是个小政权，多年战事也使其国内民不聊生、矛盾重重。辽国也不希望西夏强大，对其进行警告。同时，韩琦、范仲淹等人意识到，如果持续战争，只会两败俱伤，并使辽坐大。在双方都厌战的情况下，宋、夏于庆历四年签定和议，西夏向宋称臣，而宋赐予其岁币，双方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局面。
3、北宋军事不振之原因
宋朝立国后，因为汲取唐末五代武将专权的历史教训，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一直都在致力于军事制度的改革。首先，政军分离，政事归于中书门下，而军事机务归枢密使，相互掣肘。且军事决策上，中书、枢密院分别提出决策建议，之后再由皇帝决策。同时，调兵权与统兵权相分离。枢密院虽掌管调兵权，统兵权却在三衙
（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
手中。宋人范祖禹评价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同时，将帅身边要设监军，多有宦官担任，报告将官和军队的动态。
在这种制度下，北宋军务决策系统滞后，军队系统设置繁杂，将领受到掣肘过多，作战指挥僵化。同时，北宋军队主要驻扎在京城附近，称禁军，禁军经常轮换部队长官，目的使将帅难以专其兵，造成“兵不认将，将不识兵”的局面。
北宋西部边境党项族作为唐代藩镇割据的残留，宋初势力就很大，宋廷在尝试战争手段后没有解决这一问题。随后党项的暂时屈服使宋廷放松警惕。仁宗时，党项首领李元昊建夏称帝，在北宋朝堂之上，进攻和防御也成为朝臣反复争论的话题。
宋仁宗开始主和，在西夏咄咄逼人之势下转向对西夏作战。然而，接二连三的失败，宋朝只能以防御为主。北宋对夏战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还是无法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实质性胜利。这恐怕要归结于北宋自建立以来重文轻武导致的局面。
参考文献：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陈峰：《简论宋朝的治军特点与边防困境》，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逯海燕：《北宋仁宗时期对夏政策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