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蜿蜒曲折的、步履艰难的中前进的汉服复兴，虽然伴随着大量的新闻报道、资本入驻，看起来风生水起，而且随着十几年的发展，让很多人认识到汉服是我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但迄今为止，依旧没有关于“汉服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属于汉服”的定义，就连内部也没有共识。
而且这也导致汉服复兴中有了巨大的悖论——即同袍们在社会中的各类活动，是充满建构主义色彩的，比如：改变古代男尊女卑的特点，采用男女都可参与祭祀礼的变通做法；汉服成人礼不局限于在家男子三加、女子一加的特性，而是用现代人们熟悉的老师和学生们的集体模式举办。但与此相对的是，网络上对于汉服的理论研究却呈现出一副本质主义色彩：不仅要求汉服的样式必须与出土文物一模一样，甚至还有某些网民，以“考据”之名，不恰当使用名词概念，为自己用“本质理论”绑架汉服复兴，并逐步用极端复古主义，让当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偏离了现代汉服发展的道路。
无文物则存疑的理论悖论
“无文物则形制存疑”这个观点由“汉服考据派”提出，起因是来自考古学中考据法的一个方式，通常是作为考证具体历史细节，服务服饰史而存在。或者可以这样说，最初提出“无文物则形制存疑”的袍子，初衷也一定是希望汉服的发展能够渐入佳境稳定下来。但是，被运用到汉服复兴中之后，开始越走越偏，不仅无视了文物的具体概念包括了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还让这个概念成为了判定一件衣服是不是汉服的重要依据，甚至凌驾在了汉服复兴之上。
而且，随着汉服复兴的发展，“无文物则形制存疑”这一观点，慢慢的也被曲解和极端化，① 从实际上的文物（出土文物与文献等）变成了仅“文物”（出土服装实物）。② “一片式满褶裙”“无三角兜的大袖衫”“工字褶抹胸”这些看着似乎与汉服传统剪裁方式与外表无差别的服饰被移除了汉服的行列（或是存疑）。这些内容上一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述。
更奇葩的是，为了印证“有文物就不存疑”，且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还有“考据派”滥用历史名词，于是名为“破裙”“褂子”“交窬裙”的汉服应运而生。如果说，文物指向的是衣服形制，那么文献则应指向名称概念，方法论上来看，文物与文献是相互依托、相互承载的关系，而两者同属考据学的内容。既然是研究古代服饰史，为何“只对形制考据严苛，但是名词却可以照着图片，用剪裁术语来编呢”？
剪裁术语 “上宀下俞”考据为“窬”，成了汉服形制
现在许多汉服商家、科普号都在一本正经地给人宣传“交窬”裙。煞有介事地介绍“交窬”是经过考据的名词，是一个历史名词。然本号团队在查询北大秦简的相关资料后，发现结果不尽然。刘丽《北大藏秦简<制衣>简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月。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刘丽的这段话已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交窬”是她对秦简的释读，是她的个人理解，而非秦代之原文。而且她用的是可能性，并没有确定这种释读的绝对准确性。
王煊《北大藏秦简<制衣>所见上衣服类相关问题探讨》（2020年4月《南方文物》）也明确写出了秦简的原文字型：
秦简原文是上面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俞，而今天汉服商家科普号们写的是上面一个穴字头，下面一个俞。这个字型都不一样，难以证明此字的严谨性。
经过检索，中国历史文献里是写作“交输”，有71条记录，以下是部分截图：
直到明代末年的文献，都写作“交输”
既然尊重历史、考据严谨，用2000年前秦代的写法或是用用1000年前历史文献的写法都是有迹可循，可偏偏使用2015年的写法难免让人觉得牵强。
“交窬”×
以清代“褂子”混淆汉服中“掛子（或挂）
衣字旁的褂字，看起来似乎与汉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当我们细细阅读古代文献，逐字逐句查找时，会发现在清朝之前，用的都是“掛子”而非“褂子”。之前已经发过了一篇推文：《搞笑的考据：汉服“衫”用清装“褂子”命名》（点击回顾）说得比较清楚了。
本号再接着补充一点资料。如日本内阁文库藏的明崇祯时期尚友堂刊本的《二刻拍案惊奇》影印版，原文书中使用的是“掛子”一词。另外，在查询明代万历梅膺祚创作的《字汇》、明代崇祯末年国子监生张自烈撰写的《正字通》，“衣”字条下也没有查到“褂”字。只有“袿”和“掛”字。唯一有“褂”字的《通雅》又是清刻本，没有足够说服力。那么从严谨考据的角度，称呼“明制”衫为“褂子”应该标注“名称存疑”，至少不应该用肯定的语气。
“褂子”×，“掛子√
汉服研究绝不等同于古代服饰史的“考据”
看到这，也许很多读者要问，如果对文献与文物不了解是不是就不能了解汉服了呢。
哎，先别急。我们先来看看汉服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认为汉服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分为古代汉服体系和现代汉服体系两个部分。建构现代汉服体系需要找到古代汉服体系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就目前而言，我们尝试提出历代汉服普遍共性本质特征，目前初步可以表达为“平中交右宽褖合缨丰骨冠表垂提隐正”十六字诀，并非真理，也非最终结论，而是抛砖引玉，希望吸引更多研究人士从事汉服体系的建设。
汉服断代几百年，现今才被我们重新拾起，但由于缺少文献与文物的相互佐证，因此，我们提倡根据历代汉服普遍共性特征研究汉服形制，既不提倡生搬硬套照抄照搬文物的“存疑”派，也不提倡胡编乱造盖娅盘子之流。我们反对滥用生僻冷门的历史名词，提倡白描式通俗称呼宣传推广。
研究汉服时，考据文物是正确的，但看文物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在研究文物时，如不参考文献、不懂文献，很难做深入讨论。
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基于汉服研究的综合性的多学科考据，而非基于服饰史的考据。
